与此相对应，他们把和对象性、实体性概念相对立的生命活动概念引入自己的文化理论①，更有甚者，他们的议论又轻易地转向创造性活动。这意味着第二次偷换概念:从社会事物(社会的对象性活动的体现者)转向其对立面—生命活动。接特，“生命活动的总体”又被归结为它的一种具体形式—生命的创造性活动。显然这种偷换并没有固定化，是不自觉地进行的。然而，正因为如此，也就使这种错误没有固定地发生在某些特定作者的身上，而是许多作者轮流地重复它，从活动转到生命活动总体，又从生命活动总体转到特殊的创造性活动。这样，当然也就不能保证推理的逻辑严密性。
在历史学家中间，广泛地流传着对这两方面问超的否定回答。例如，在《苏联历史》杂志主办的关于文化的对象与方法问题“园桌会议”上，M.T，别良夫斯基对此作了具有代表性的发言。他说:“我支持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化概念的意见，主要是因为，对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，对于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艺术家等等都同等有效的定义是不合理的。